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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君墓顶镇石题记》营造的又是一个另类空间，一个不断旋转、飞升的空间，在这里，我们无须全部解读它的文字内容(这个内容大外乎四灵、四帝、朱雀、玄武等等),也不必去考虑其中有多少字的结体不符合书法的标准，而只要欣赏。警示性刻石，古代社会为了提醒他人遵守一定的规矩，经常砖石上镌刻一些警告性语言，如前文所附汉瓦当“盗瓦者死”。在山东还有两则这样的刻石，极富研究价值。《禳盗刻石》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作品”,文字属半篆半隶的古隶，我们在西北汉简和汉镜铭上曾看到过它，但是作为石刻文字，我们却遇到的不多。依书风看，其应为西汉早期的作品，正处于演变之中，于古朴中透出几分新颖与新奇。
禳盗刻石而在清代就已亮相的《莱子侯刻石》是一则书法界家喻户晓的名品。它的出名并不仅仅是由于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它几近完美：有纪年，属于两汉之间的新莽时期，有隶书的简洁、疏朗但也不乏篆书的古朴，全篇之间章法异常协调，天衣无缝。如果说在两汉，民间刻石与民间简牍、帛书，一起开启了中国书法向着不断简约、更为随意的方向迈步的新路的话，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条道路便愈加宽广、愈加坚实了，因为更多的民众加入了进来，其中许多是意志坚定的佛教信徒。魏晋南北朝是个国家分裂、灾祸频繁的时期，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这种情况下，宗教异常盛行。
莱子侯刻石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寻得精神慰藉，有意识地大力提倡宗教。尽管在北朝时有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周武帝宇文邕两度毁佛，但其他皇帝均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僧尼多到惊人的地步。与此同时，西行求经的人也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各地大修寺院，广凿洞窟，造像立碑，歌功颂德，以祈福消灾。于是，佛经被刊刻在了名山大川之巅、峭壁悬崖之上，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人死后就在地面立碑树传，但由于几度毁佛禁碑(三国时魏武帝以“天下凋敝而禁立碑，后晋武帝又以“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加上战乱流离失所，人们不甘心死不知名、而使尸骨流落异乡，故纷纷聘人刊一墓志埋于地下，以期后代将尸骨迁回故土，墓志由此风行一时。
佛经就这样，以刻经、造像、墓志为主要形式，魏晋南北朝在中国书法史上树起了另一个高峰一个由民间书法家唱主角、以标新立异的民间样式为基调的艺术高峰。魏晋南北朝刻经、造像、墓志浩如烟海，风格极其庞杂，我们无法一涉及，此就其代表者作简要分析、阐述。南朝禁碑甚严，故碑刻甚少，着名的有刘宋《爨龙颜碑》晋《爨宝子碑》、梁《瘗鹤铭》等。而北朝刻碑无禁，取石方便，加之佛、道两教皆立碑造像，故北朝刻石数不胜数。造像之名始见魏晋而盛行于北朝，造像仅龙门造像就有二十品、五十品、五百品之别。
瘗鹤铭而据文物部门年的统计，仅洛阳龙门石窟就有品之多。墓志始于东汉而盛行于南北朝，尤其以北朝为盛，出土地也以洛阳为最多。造像与墓志绝大部分出自民间艺人之手，故良莠不齐。出于技艺精湛、又刻工较细者自然属上品；而出于手艺拙劣、又不循书丹者，虽有野趣，然粗头乱服，为文人、书家所不取。魏南魏晋南北朝碑刻是中国书法史上规模空前的民间书法汪洋大海，其不仅数量多而且书体、书风也样式繁多，各不相同。其中绝大多数为棱角分明的楷书(习惯称魏楷)作品，但也有不少属隶书作品甚至篆书作品。
洛阳龙门石窟其风格样式，我们大致可从两个方面去划分：一从书丹水平、镌刻技艺的高下划分；二，书体的规范程度、书法意境等方面去划分。前者注重技术，后者注重艺术。从艺术上其总的是俊拔沉雄、气象宏阔，但也不乏飘逸疏朗，典雅隽秀者。前者以北朝为多，后者以南朝为众。这是魏晋南北朝碑刻最为典型的风格特征，它几乎是魏碑书风的代名词。在数不胜数的魏碑刻石中，也数此类为最多。清中叶以后人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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