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在古代本为东南僻远之隅，它在两个地域性的诸侯国之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而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文的沉淀，兼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逐渐演变为山水秀美、人文荟萃的灵秀之地。初盛唐时期，漫游风气盛行，而不少文人游子都曾对吴越之地怀有强烈的向往，有过吴越漫游的经历。
宋之问、孟浩然、李白、杜甫、李颀、崔颢等人都曾在吴越漫游过，且留下了不少精彩的诗篇，在当时文人士子之间掀起了一股“漫游吴越”的风潮。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内在条件与外在条件，与吴越的历史定位及发展有密切关系。
一、会稽风雅地
吴越一带山水，向来为文人雅士所喜爱。永嘉南渡后，北方士族大量往南方迁移，吴越的灵秀山水进入更多士族的视野。且因当时流行的玄学“自然说”之影响，社会上的山水自然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逐渐觉醒。东晋永和年间，士族中掀起了一股以游赏山水为乐的风气，游赏地以越地的会稽郡为中心。
《晋书·王羲之传》曾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王羲之同好。”这类文人的聚集，使得较高的文化素养与山水审美经验相结合。
这奠定了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山水诗的艺术基础，成为一种风雅的魏晋文士风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其为处于开阔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的唐人所倾慕、称许。初盛唐诗人受南朝文化的影响，对魏晋名士当年流连之地兴趣浓厚，不免有追慕其风度，前去游赏之想。
会稽郡秦朝初设，辖地较广。发展，会稽统辖山阴、上虞、临海、余姚、鄞、诸暨等地，成为“三吴腹心”。会稽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在南北政权对立中也处于一个较为安全的地带。晋元帝曾评价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加上秀美怡人的自然环境，东晋王、谢、庾、许等北方望族均迁居于此，避乱江左。
其中谢氏定居始宁，庾氏、许氏居于山阴，孙氏家上虞，李氏寓剡县……会稽境内多名山秀水，其间山峰隆峻，云雾缭绕，松竹枫柏，疏朗翠翘，幽壑清潭，溪水潺潺。其上虞东山、山阴兰亭、始宁以及剡县等地，早已成为了士族文人们的风流蹈逸之处。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羲之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足见王羲之对吴越山水的喜爱。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澄怀观道，俯仰自得。历史上，王羲之曾在会稽山阴之兰亭，召集谢安、孙绰、庾友、桓伟、魏滂等名流，借修禊之名进行文人雅趣集会，在兰渚山下畅叙幽情。
曲水流觞，拔禊赋诗，林谷山水间，清雅风流，虽雅集已矣，但文士间那种流动的情致、高逸的风格，以及对人生俯仰一世的思考，都使越中会稽之地，更具风雅意味。自此，兰亭雅集成为历代文人雅集的经典，引得后世纷纷效仿。
如李白、王昌龄、高适等人的“琉璃堂雅集”，白居易等人的“香山雅集”、韩愈、王勃等人的“滕王阁雅集”，都是唐代较为典型的文人诗酒雅集活动。王羲之的到来，加强了会稽的风流文采，而历史上不少享有盛名的隐士，如许询、支遁、谢安、阮裕等人，均在会稽有长期居住经历。
面对高压的政治环境，魏晋士人选择向越中这块自然之地寻求内心的开解，在游览山水中追求心灵的平静，人格的自由，留下了一段段风流玄远的传说。所谓“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吴越之地因其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文人、集会，带有清雅的情韵、高蹈的风范，吸引着无数唐人想要重走山阴故道，重蹈魏晋风流。
二、唐人羡风流
初盛唐诗人慕名来到越中，除了被自然美景所吸引，更多的原因，是来源于南朝文化氛围对唐代士子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大唐王朝出自于北朝系统，即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这样一路发展而来。
魏、周的建立者是鲜卑人，杨隋、李唐的皇室，虽然是汉人，却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数百年分裂，使南北方形成巨大的文化差异。隋唐皇室，虽源出于北朝，但十分倾慕南朝文化。如隋炀帝下江南，广致江南文士为宾友，写文章偏好庾信体，这都是亲近南朝文化的表现。
而唐太宗也同样钦慕南朝文化，不仅诗文效徐庾体，广纳江南文士，尤其钟爱王羲之的书法。上层统治者有这样的倾向，影响到文士间，大部分诗人也受此风气影响，成为南朝文化的崇拜者。如李白一生十分推崇谢灵运，曾作“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之句。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受到鲍照的直接影响，尤其乐府诗，刚毅明健。
至于谢安，更是李白心中的政治偶像，“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十分向往谢安东山再起、功成身退的事迹，将其作为自己心中的为政楷模。
《宋书·谢灵运传》曾记载谢灵运出守永嘉一事，谢灵运在政治上不得志，于是辞官后隐居在会稽、永嘉、上虞一带，“伐木开径，直到临海”，以寻幽探胜的生活方式，遍访吴越佳山水，留下了许多清新自然的山水诗。
如游平阳县城西岭门山时，赞“千圻邈不同，万岭状皆异”的新奇青山，过始宁墅时，观“白云抱幽石，绿筿媚清涟”的山林泉石，过乐清县斤竹涧时，赏“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的自然晨景，诗境清新，透出了大自然的虚灵之意和方外之趣。
且不必说“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名句，自然生动而富有韵味，读来愈增吴越山水之魅力，让初盛唐文人对吴越胜地生发出渴望“往游”之情，是诗人们漫游吴越的精神源泉。
吴越之地曾有许询、谢灵运、王羲之、支道林等魏晋名士在此访游，玄虚清谈、兰亭雅集，而宋之问、李颀等人仍仰慕这种风流传统，欲效仿之。宋之问在《宿云门寺》一诗中言：“庶几踪谢客，开山投剡中。”循着谢灵运的踪迹，宋之问欲入剡中一游。
李颀《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苏少府》中有诗云：“落日花边剡溪水，晴烟竹里会稽峰。……他日知寻始宁墅，题诗早晚寄西人。”则更清晰地表达了在魏晋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唐人对魏晋名流的追慕，对吴越山水胜迹的向往。
谢灵运在《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中曾有“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的出行计划，而李白也有仿谢登天姥的想法。《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康乐“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为方便登山谢灵运发明了“登山木屐”。
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就曾呼应谢公做法：“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梦到自己穿着谢灵运发明的登山木屐攀天姥山。在梦中，李白追寻谢灵运脚步，欣赏剡中美景，留下了不少精彩的诗句。受谢灵运影响，他也十分向往吴越天姥山的胜景，欲入剡中一游。
还有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称：“绍云川古难，石门最可观。……路创李北海，岩开谢康乐。”都表现了唐人在前代文化传统的引领下，对吴越山水与胜迹的向往。诗人并非只是简单地对眼前景物进行了描绘，而是在描绘、呈现自然物象的基础上，结合了诗人的吴越漫游感受，融入了诗人们丰富的
情感与生活体验。在初盛唐诗人的吴越漫游诗歌作品中，诗人们有意识地将主观感受投映到山水景物的描写当中，在描摹山水的过程中融入主观情感，借景言情，寓情于景。
诗人们从个体主观的角度去感受山水景物，将景与情的表现范围都进行了进一步开拓，漫游诗人结合漫游实际，逐渐实现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的融合。在漫游诗人的笔下，山水不再是单一的客体，而是物我结合的审美对象。这种情与景的交融，使山水诗逐渐摆脱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弊病，具有一种情景浑融的蕴藉之美。
三、总结
对于魏晋名流的追慕在初唐十分普遍，即使是诗僧皎然、贯休等方外人士所作之诗，都突出表现了当时文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诗僧皎然《赠邢台州济》诗云：“海上仙山属使君，石桥琪树古来闻。他时画出白团扇，乞取天台一片云。”皎然此诗即从东晋孙绰《天台山赋》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向往天台山，派人绘画天台山的事迹中演化而来。
贯休《送僧游天台》也曾言：“已有天台约，深秋必共登。”可见魏晋名士的风流雅韵吸引着初盛唐的诗人们前往吴越，在游览山水中，缅怀先贤，追慕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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